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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容易“收”时难
202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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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自如,是课堂教学的一种境界。”
对此，黄厚江老师早在2015年就撰文，专门谈过教学中的“放与收”。
黄老师指出：“放与收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先放后收,也可以先收后放,可以欲放先收,也可以欲收先放,可以收中有放,也可以放中有收,并没有一定之规。关键在于适时适度,收放结合。”
现实教学中，真实的问题，远没有到达研究“放与收”的形式和适时适度程度。当下，首要问题就是残缺——有放无收，或有收无放。前者，常见于公开课，为了使课堂看起来“活跃”，教师就放任学生活动，“只放不收”，于是教学目标不明,教学内容分散,思维训练散漫；后者，常见于家常课，为了突出教师教学意志，就严格控制型，“只收不放”,于是课堂空间狭小,教学内容局促,思维训练单一。
上次听课两堂同课异构的小说《夜行》的阅读指导课，在放与收的问题上，两位老师毫无二致。
她们课堂主问题就是——立足小说细节判断“同行者的身份”。学生们在课堂上，大胆猜读，确实放得很开，各种答案都有：和“我”一样的地下交通员，土匪，大侠，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伪军间谍，双面间谍……
讨论至此，老师该“收”啦！
我期待着。
结果是没有结果，似乎都可以。最终只是归结出一个结论：体现了“全民一心抗战”。姑且不谈“间谍说”与这一结论的抵牾。单从教学本身来说，这肯定不是对这一教学环节真正的“收”。
学生多元答案，即使没有是非之别，也应该有思维品质的高下之分。
就这篇小说阅读而言，判断同行者，对作者最起存的尊重，就是以“我”（凤山爷）的判断为基本判断。这就涉及到小说中另一个叙事性细节——为什么要交代“我”是1938年秋，就是地下交通员，而故事却安排在1941年秋？这一细节，可以有很多的解读，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表现“我”的地下交通员工作经验丰富提供时间可能性。而小说写此次夜行，主要就是突出了“我”的经验丰富，此类细节甚多，不赘述。
总之，夜行的过程，就是“我”对“同行者”身份不断进行判断的过程。学生从阅读理解的角度，就应该将自己幻化为“我”去判断，而不是靠当下的影视作品来瞎猜。
至于“收”的缺位，原因有主观意识问题，就是没想到要收；也有客观能力问题，就是想收，但收不了场。
黄老师曾告诫我们，有收有放，才有完整的教学。只有充分地“放”，学生才能充分地“学”；只有有效地“收”，教师才是有效地“教”。
放出去的是学生自主学习时空，收回来的是教师的现场专业指导。二者不可偏废。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收”是针对“放”的一个教学活动，它是一个完整的有生长性的教学环节，是一个饱含方法与价值的教学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事先预设“精妙结论”“精美台词”。
为什么会出现有“放”无“收”，“放”时容易“收”时难？因为“放”只要老师课前预设一个任务，课堂就可以向四面八方打开；但是，“收”，则需要老师临场根据学生产生出来的课程内容，进行目标化处理。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只有对教学内容形成自己的教学理解，才能在课堂产生出教学内容后，有效地对其进行收束，生长出“收”的教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