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被看”:小说文本与课堂教学的双重演绎
——品徐杰老师《孔乙己》课例
《孔乙己》是鲁迅的经典名篇,也是鲁迅最为喜欢的。经典常读常新,也常教常新。教无定法而又教学有法,已有不少名师就此篇演绎出精彩的课例来,比如黄厚江老师抓住的是孔乙己的“手”。徐杰老师这堂课的匠心独运之处,是从人物入手,围绕文本“看”与“被看”的叙述结构的主线,以孔乙己为中心,展开了课堂活动的设计。
一、选点切入,顺势挖掘。
俗话说,“编筐编篓,难在收口”,其实,一开始何尝不是呢?万事开头难,一堂课的教学也是这样。老师对文本的解读该怎么选点,该从哪里切入,是很重要的。这个点切得准切得巧切得精妙,就等于找到了一把打开所要解读的文本的大门的钥匙。以此切入点,也就大致能判断出一个老师下面的课堂教学要往哪个方向走了。而我们也曾见到过有些老师的课,切入点选得很好,可惜与后来课堂教学环节游离了,或者说,后来的课堂教学环节偏离了这个切入点。如果能顺势挖掘下去,能够让此切入点成为生长点,让所种的“瓜” 得到的是“瓜”所种的“豆” 得到的是“豆”就好了。唯其如此,这个切入点才算是真正的好的切入点,老师所花的“切” 的功夫才没白费,课堂才会呈现出好的效果来。
徐杰老师的这堂课就是这样。开场就直接把问题抛出:“在孔乙己这个故事中,出现了哪些人?”徐老师从人物切入,并紧紧围绕孔乙己这个中心人物这个点来建构课堂,让切入点旋即成为生长点。纵观他整堂课,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小说文本解读方法,上来就谈小说的三个要素。但徐老师也没有回避,他的意图很明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说的三个要素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用三个要素来建构课堂、建构学习活动是要回避的。要把这三个要素打碎了来看,三个要素在教学过程中要融合。从孔乙己是个怎样的人入手,就把小说的情节拖出来了。——这就显示出教者的高明之处来,以人物带出故事情节以及环境,关注到了文体特点但又不在这里打转转,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二、连点成线,一线串珠。
而且,徐老师让我们惊喜的,不仅仅是这个切入点切得好能够成为生长点;徐老师从这个切入点切入,更是切开了一根主线,把各个分散的点像串“珠”一样串在了一起。在问过文本出现哪些人物之后,学生很快就在徐老师的引导下明确——
主人公:孔乙己;围观者:掌柜、酒客、长衫客、短衣帮;叙述者:小伙计;未出场者:丁举人。整堂课的结构,徐老师便以此设置了几个教学环节。这样,依据文本人物所形成的叙述结构(几重“看”与“被看”),课堂结构也明晰了。读者(学生)在教者(老师)的引导下,与小说人物也形成了几重的“看”与“被看”结构:与主人公(孔乙己)的“看”与“被看”;与围观者(掌柜、酒客、长衫客、短衣帮)的“看”与“被看”;与叙述者(小伙计) 的“看”与“被看”;与未出场者(丁举人)的“看”与“被看”。最后还有一重,就是与隐含作者(鲁迅)之间的“看”与“被看”。
表面上来看,整堂课呈现的是板块式结构;而深层里,其实是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的,这就是“看”与“被看”的叙述结构。这各个点的“看”与“被看”,是附着在叙述结构这根主线上的,其实都是为“看”孔乙己服务的,都是在“看”孔乙己,最终折射或反射到孔乙己身上。在第一个板块中,是学生看孔乙己;在第二个板块中,是学生看“围观者看孔乙己”;在第三个板块中,是学生看“小伙计看孔乙己”;在第四个板块中,是学生看“丁举人看孔乙己”;最后是学生看“隐含作者看孔乙己”。精美的珍珠用线串起来才有价值,散落就失去了价值。正是叙述结构上的几重“看”与“被看”,才让各个点显示出意义显示出丰富性来,形散而神不散。
三、由线而面,动态发展。
还有,更为重要的,各个点铺成了一个面。而且,这面不是平面,而是立体化的、动态化的。这就体现出活动设计的层次性来,这就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了纵深发展。学生看孔乙己这一板块,是对孔乙己的正面解读,是“主攻”。其它几个板块,都是从侧面入手,是“围攻”。正面与侧面,“主攻”与“围攻”,从而揭示出孔乙己悲剧产生的原因,包括根本原因在内,是往文本深处走。孔乙己个人的好喝懒做、迂腐清高、死爱面子和自欺欺人,对自己悲剧的酿成当然有不可推卸的原因,这也是其他教者所能关注到的所重点解读的。徐老师的新奇之处在于他的“围攻”力度上。
围观者即看客。鲁迅笔下多次出现看客形象,阿Q就是在看客的“看”中走向了刑场。看客的麻木不仁,使死者呈现出悲剧性色彩。围观孔乙己的掌柜、酒客、长衫客、短衣帮,对孔乙己都是嘲笑、冷漠的态度。这是看客杀人,别说别人的死于自己无关!学者钱理群认为,在鲁迅看来,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更在无时无刻地制造着更为普遍更不露痕迹因而是更为可怕的“吃人”的悲剧。
而“我”即小伙计所承担的角色较为复杂,他既是参与者,又是围观者;既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还是一个叙述者,看起来又像一个“多余的人”。徐老师问:为什么要让“小伙计”来讲孔乙己的故事呢?让其他人来讲不好吗?让掌柜来讲这个故事好吗?为什么不让短衣帮来写不让一个喝酒的人来写?这个问题是有深度的,关涉到鲁迅写作时叙述者选择上的技法问题。“‘我’(小伙计)作为小说里一个人物出现,他在发挥‘观察者、叙述者’的功能的同时,也必然要显示出某种独立的意义。”(钱理群语)。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小伙计还是温酒端出去,可见他不全是冷淡。从对孔乙己教茴香豆“茴”字的不耐烦到温酒端出去给孔乙己,我们也可见小伙计对孔乙己的同情的心理,也可以看出小伙计的善良内心与自省意识。“我”自己是否在无意识中参与了对孔乙己的折磨,是否无意识中充当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的一员?是否“我”也吃过人?
“丁举人”是文本中未出场的人,把他引出来意义何在呢?徐老师所设置的问题是,把“丁举人”改为“丁员外”,行不行?“一旦孔乙己成了孔举人,他会不会对张乙己等打断腿?”这个假设问题的提出很好,假设的意义就在于换一种思维,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考,从而有助于我们审视背后的细枝末节。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篇揭露科举制度弊端的文章——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中获得启示,看看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就不难判断这一推断自有其合理性。这就把孔乙己个人的悲剧置于整个社会制度之下了,是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在“吃人”。在文本意蕴挖掘上,课堂由此又进入了一个深度。好的制度是让恶人变好,恶的制度是让好人变坏。即便好制度不能恶人变好,但它能约束恶行的发生;而坏制度将会纵容。
最后徐老师问:谁与谁还有着“看”或者“被看”的关系?这样就把“隐含作者” 提出来了。叙述视角采用第一人称“我”,虽不等于作者本人,但也有作者的影子。鲁迅写作此篇时是20年后的成年人,是一个成年人回忆20多年前的事,是站在12岁的小伙计角度上叙述的,这其中隐含着自己对自己的忏悔和省察。此时此刻,读者与作者借助文本便有了心灵上的沟通,心与心的契合。这时课堂已接近尾声,徐老师虽然没在此问题上花费更多时间,但问题的提出也是极具价值的。不在于问题的答案,而是发问的理由。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徐杰老师课堂所呈现出的一条清晰脉络:从一个点切入(人物),连成一根线(叙述结构),铺成一个面(几重“看”与“被看” )。而且,这面不是平面,而是立体化的、动态化的,思维是向纵深发展的。在整堂课的教学活动中,徐杰老师始终把学生当成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而自己则扮演着“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犹如“撑一支长篙”的摆渡人,带领孩子们在文本的河流里“寻梦”,并“向青草更深处漫溯”。想起诗人卞之琳的那句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徐老师带领着孩子们研读《孔乙己》,何尝不是在带领着孩子们看“风景”?而且,本身已构成了一道“风景”,观课者又何尝不是在看“风景” 呢?——这当是又一重的“看” 与“被看”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