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哲学引论》有感

江阴一中 许海燕

 张耕华教授所著《历史哲学引论》包括“史学是什么？”“史实与史家”、“历史的真实”“历史的话语”“历史的重演”“历史学的概括”“史学的人文性”和“历史学的用”八个部分，对历史哲学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读完此书，让我对历史哲学有了了解，并且对历史学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我看来，全书渗透了三个特点。

   一、思辨性

在何兆武的序言里有两段话印象深刻：“真正的科学或哲学则恰是要对历来的经义不断地加以反思、质疑和拷问。实验、数据、资料和思想理论，双方永远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的。”“如果学术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仅只是要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那么学者就不应该单纯局限于找材料来充实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同时不断地反思并批判自己所据以立论的根据。”有时候我们上课，为了方便，不多加思考，为了证明书本上的结论，就去断章取义地找一些材料来论证，不深入去思考这个结论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寻找的材料是否真的合适，它的背景是什么，作者是什么身份等等。其实新教材中体现思辨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评价，正文中叙述的是积极影响，课后思考题里则引用了一则材料说明它的消极影响；两税法在正文里叙述的也是积极影响，在课后探究里却是引用材料说明它也有消极影响。

全篇著作充满了思辨性，处处是疑问，处处是矛盾，处处冲突，处处是反思，仿佛探索永远也没有尽头。比如“以事实为中心的史学理念”好，还是“以史家为中心史学理念”好，经过分析，认为主客体是关联的，一旦某一历史事实进入了我们的认识范围，那么，这个历史事实就不仅具有客观性，它还具有一种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存在着一种与我们的内在需要的同一性。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新教材的体例、内容为什么和旧教材不同，编写者是处于怎样的意图，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与当下的时代有怎样的关联，思考下这些问题，我们就知道历史事实的选择是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史家的、离不开人的。

比如柯林伍德说过，“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爱德华·卡尔和沃尔什认为这段话带有浓重的怀疑论色彩。作者的看法则与

众不同，他认为柯林伍德的观点，很可能是指历史的理解和评判上的差异，而不是指具体的史实；因为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判。

   二、专业性

作者把历史学分为四个层面：史实的确认、对史事的理解、历史规律的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有关历史学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科的本质特性的讨论，也分别在这四个层面分开进行。

在第一个层次，历史学家可以得出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但只能是一些单称判断，与自然科学注重寻求普遍性命题存在很大差别；在第二个层次，各种风格的著述可以并存，与文学非常相似；在第三个层次，历史现象在一定情况下有“重演”的可能，但历史之理缺乏确定性，理论命题难以检验，所以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精密科学；在第四个层次上，史家非常注重对既往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借此来发挥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与法学思维非常相近。

     作者能够非常敏锐地洞察某些理论的内在矛盾。比如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认识之间的关系。客观主义指历史事实先于认识并独立于史家之外；自然主义则指历史认识的形成是由外在的史实对历史学家的“给予”，所以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这种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市场，张先生认为该理论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如果认为历史学家只能被动地、消极地认识历史，我们又何以知道历史先于认识并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因为这个判断本身就是认识的结果。

作者能够在貌似对立的两种观点之中找到两者共同认可的前提，例如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来比之史学界的两种史学观念。“无我之境”是客观主义的史学所追求、向往的治学境界；“有我之境”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史学所提倡、认同的治学精神。看似对立，作者却能找到两者共同认可的前提，都认为“我”——历史学家的存在即作为，足以妨碍、影响乃至破坏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把它简化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主体的存在和作为是否必然地破坏认识的客观性，主体性是否等同于主观性？

对他们共同认可的前提加以反思。他借助于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认识总是在认识者具有一定意识准备的前提下展开并完成的，他称这种意识为“认知图式”，“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操作加

工，以形成客观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图式。随着认识活动的不断深化，主体的认知图式越来越逼近客观的图式，主体也就越来越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这是一个主客体图式的双向建构过程。”这就准确地区分了主体与主观的差异，从而深化了这个话题。

三、人文性

在“历史学的用”一章里，作者写道，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来说的，研究“井田制”、“韩非子”“武王伐纣”，乃至“洪秀全的胡子”等问题的意义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史学研究不是向历史学家显示意义和价值，它还要向一般民众证明或显示它的意义和价值。对历史的记忆是人们现实的需要。在历史新课标中讲到“家国情怀”核心素养提到，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

比如对十月革命的场景表述，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没有抵抗的“革命”，是一场低冲突、低死亡率的革命。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非常激烈。发现不同时期的不同机构不同人的表达会如此不同，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观点背后的原因，如果能多角度多方面地去剖析，即便只是剖析出几点，对于学生的思维锻炼影响也是巨大的。而这种思维不正是这个大信息时代所需要的么。

作者指出，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它的研究成果，不仅与学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或学术大环境有关，也与史学家自身的性格、气质、以及个人的阅历、德行等因素相关。在近代西方，知识分子被视为一群特殊的人，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被视为社会公正、理性、自由的维护者。

在“史学的异化和社会良心”、“历史学家的责任”以及“谁能遏制历史之滥用”部分表达了作者的态度，体现了对人类的未来命运的关怀，最为一个学者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