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共活了66岁，他的生平经历很丰富，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介绍他的生平，我只介绍他一点。他66岁的生命历程，当他走到2/3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44岁那年，也就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那年7月29日的晚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苏东坡还不叫苏东坡，他仅仅叫苏轼，字子瞻，东坡是两年以后才起的号。

那么，这个晚上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我的家乡江苏无锡的太湖上，他在一艘船上，他此时的身份是朝廷的钦犯。前一天（7月28日）朝廷派钦差到浙江的湖州，当时他是湖州的地方长官，宋朝知州是地方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作为一个政治犯把他逮捕了。本来连夜要送到汴京，但是因为船舵坏了，当天晚上停在太湖修舵，停了一晚上。古代用夏历来计时，那个月是小月，7月29日也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没有月亮的，但是当天的天气晴朗、繁星满天。而北宋时候的太湖里面是没有蓝藻的，湖水非常清澈。所以，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良夜，这位当时还不叫苏东坡的东坡，他在船上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这次被朝廷千里追捕，罪名非常重。有人说他不单是批评朝廷的政治，而且诽谤皇帝，对皇帝有大不敬的言语，这个罪名就非常重。他觉得抓到京城去可能后果很严重，而且说不定会受到种种的侮辱，还会牵连到他的亲朋好友。所以，他看着船舱外面的太湖水，他突然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他就想假如我此刻纵身一跃，跳入太湖，那么，以后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生命就没有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那天晚上苏东坡没有跳下去，一个是当时的官兵对他防守得很严，因为他是朝廷的重犯，必须严厉的看管。第二，他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他很快就回心转意了，决心不自杀了。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假设公元1079年7月29日的夜晚这位苏轼在太湖的船上跳湖了，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这个事情对于他本人来说，生命砍掉了1/3，少活22年。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史它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给朋友们开一份清单出来，假如他那天跳了：

在我们的古文宝库中间，包括《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内的1500多篇古文就没有了，在我们的诗歌宝库中间，包括《荔枝叹》在内的1600多首诗就没有了。在我们词的宝库中间，包括《念奴娇》《大江东去》在内的200首词就没有了。在我们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要失掉一幅书法精品，就是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这是2年以后写的。在日本某一个诗人收藏室里有一幅《枯木怪石图》也就要消失了。在一本叫做《苏沈良方》的中医药书里大概有450个药方就要消失了。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些格言，比如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要没有了，在杭州的西湖上那一条像长龙卧波一样的美丽的苏堤就要没有了。然后在遍布全球的中菜馆里要失掉一道名菜，它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东坡肉”就没有了，因为是他2年以后到黄州才发明的，等等。也就是说，把这个人的生命砍掉1/3，如果他少活了后面这22年，那我们一个民族的一部文化史要损失掉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反过来说，这个人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民族的贡献就非常大。所以，这个人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一生，他的行为，对我们当代他还有什么启发意义？

首先，苏东坡是大政治家。北宋后期的政坛上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新党和旧党的斗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要推行新法，要改革，要变法。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主张要保守，要持旧，维护旧的。两边斗得非常厉害，天翻地覆，势不两立。那么，这个时候，苏东坡这个人的基本立场是司马光这一边的，当时朝廷我们现在数得上名字的文人，除了王安石一个人以外都反对新法，他基本上站在司马光一边，但是他有的时候他的态度又不像司马光那么固执。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作为政治家，他们的个人品质都非常好，人品都是没有缺陷的，两个人都是典范。但是这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政见方面过于固执，他们都坚决认为我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对方的全是错的，一句话都不能听，政治家不能太固执，不能太偏见，他们就是偏见。所以，这个时候苏东坡的观点比较通达平正，他比较稳妥，他既看到了新法的种种缺点，也看到了其中某些合理性的部分，他既看到了司马光的主张有些合理性，也看到了完全否定新法也是不对的。所以，他的态度比较中立一点。当然，当时他在政治上，他夹在夹缝中间，他是两边不讨好。

苏东坡真实的政治上的作为，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在朝廷里发表政见，完全是从他自己的思考，从是不是对国家有利，从真理出发。他不是看上司的眼色，不是看宰相怎么说，皇帝怎么说，他不是的，他是怎么认为就怎么表达。所以，他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他被视作“眼中钉”。他很聪明，他知道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因为新法受到的批评太多，反对太多，王安石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阻止手法，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贬出去，拥护新法的都升上来。这时候苏东坡反对，他批评，他说新法执行起来很多不好的地方，对民间有很大的扰乱，秩序都乱掉了，有的地方没有不合理，有的没有好好论证就推出来了，他提出种种的批评。为此，他被朝廷千里追捕，抓到汴京进入大牢，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牢里呆了130多天，差点面临死刑的危险。

但是若干年以后，政治形势变了，支持变法的皇帝宋神宗去世了，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东山再起了，旧党上台了，苏东坡也被召回汴京去了，还升了官。但是这个时候当他看到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要在一年之内把王安石的新法法令全部推翻，苏东坡又站出来反对，他说这个新法有的还是合理的，而且有些执行这么多年了，百姓都习惯了，你想一年之内又把它全部纠正过来，他觉得这不稳妥，在朝廷里就跟司马光当场争起来，由此而得罪了司马光。司马光是君子，没有打击苏东坡。但是司马光一年以后就死了，他的亲信，他的部下就把苏东坡又看作“眼中钉”。所以，苏东坡在朝廷始终呆不安稳，他22岁就考上进士，66岁去世，他在朝廷里一共只呆了8年零11个月，不停的被贬出去，这是什么品质？这是政治家高风亮节。我们把他切入到我们现代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现在的政治家不应该有这种高风亮节吗？当然应该有，这才是我们百姓的希望。所以，苏东坡作为政治家，高风亮节，这是最好的政治品质。

苏东坡幼年时候就确立了这样一种志向，他10岁的时候跟老母亲陈夫人一起读《后汉书》，读到《范康传》。大家读过《三国演义》，知道东汉那年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政，太监专政，朝廷很乱，范康是反对宦官专政的，所以他被朝廷逮捕起来判死刑，范康被杀掉了。《后汉书》里记载，范康临出门以前，来抓他了，他要走了，他告别他的老母亲，他说“忠孝不能两全，我要为国捐躯了，以后不能孝顺您老人家了”。范康的母亲大义凛然，说你这是正义的，为国捐躯，我赞成你这样做。所以，苏东坡的母亲读到那里很感动，10岁的东坡就在旁边问，假如我将来做范康，母亲你同意不同意？他母亲马上说，你要能做范康，我为什么不能做范康的母亲？他10岁的时候就有这种志向，将来要是做政见就要这样子做。所以，我说苏东坡的现代意义，第一点就是对于政治家有一种正面的教育作用，你要么不做政治家，你身居高位，你必须要说真话。

苏东坡由于在朝廷里仗义执言，所以他经常被贬出去，他在朝廷里呆不安稳，贬到地方上去。

又由于北宋时候制度规定，地方官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一把手知州，二把手副市长，叫通判，知州和通判满三年一定要调动，他就怕你一个人在地方时间太长了以后，形成一个地方的势力，会滋生腐败，所以一定要调。由于这两点原因，苏东坡不停地调动。他在很多地方做过官，首先是陕西的凤翔，然后是浙江的杭州，杭州前后两次，第一次做通判副市长，时隔15年又去做市长。然后是湖州，我们江苏的扬州和徐州、安徽的鄞州、山东的密州和邓州，还有河北的定州，他做了这么多年地方的长官，他13年不停的调动。我们说作为一个地方长官，当然我们要看他的政绩如何，苏东坡政绩卓著。

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江苏徐州。他到徐州做知州，上任一个多月，黄河泛滥，洪水一下冲到徐州城下，把徐州城团团围住，徐州城就靠一座城墙把洪水挡在外面，洪峰距离城墙顶端只有几寸，而洪峰的锋面比徐州城里的平地高出一丈多，也就是说，假如洪水把城墙冲垮，徐州全城就淹完了。苏东坡急得不得了，就带领全城的老百姓来抗洪，他在城墙上搭了一个草棚子住在里面，日夜都在里面指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在城里面挖土，在城墙内测修一条堤坝，等于重新修一条城，从里面托住这个城墙，不让洪水把它冲垮。

过去了一个多月，洪水不退，城里的人力不够，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青少年都上阵了，人手不够。苏东坡必须要到军队里去求援。大家读《水浒传》读到，北宋的军队分两种，一种叫禁军，一种叫厢军。厢军是地方部队，没有战斗力，老弱病残，禁军是朝廷的野战军、正规军，有战斗力。徐州城有禁军，但是北宋的禁军只有皇帝才能调动，地方官无权调动，一兵一卒都不能调动，所以，禁军安守在营房里不动。苏东坡这时候没办法了，人力不够了，他就亲自走到禁军的营房里面说“请你们出来帮我们抗洪”。禁军本来不敢开锁，朝廷没有命令，不敢违抗。但是当禁军的首领看到这个地方长官，这个知州大人苏东坡走进来浑身泥浆、面目憔悴，他几天几夜都没有回家，都在抗洪。所以，禁军的首领感动了，说一个文官抗洪这么辛苦，我们国家养了军队，我们一起去抗洪，终于把那场洪水抗过去了，80多天洪水才退。

作为地方长官，领导全城人抗洪，奋力支持，这是你应该做的，做得很好，但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苏东坡的过人之处在于第二年。第二年春天洪水已经退了，他马上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在城外兴修水利，加固堤防，预防第二场洪水。我们刚才说地方官任期最多三年，而且北宋黄河泛滥的周期是50-60年。也就是说，在他的任期内不可能有第二场洪水，但是他第二年就开始为地方上的长治久安来做贡献，他是真正为地方上着想。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浙江杭州，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时隔15年，他很喜欢杭州，特别是喜欢西湖。但是他第二次到杭州一看，西湖的面积萎缩了。原来杭州这个地方气候温暖，西湖这个湖是一个浅盆子的湖，湖水很浅，平均水深2米多。所以，西湖靠湖岸边的水草疯长，水草长起来以后，草根容易瘀积，瘀泥就瘀积在那里，这样瘀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葑的东西，这个葑就把湖面堰塞掉了，西湖也就萎缩了1/3。

苏东坡就很急，因为杭州西湖当时不但是游览景点，而且是杭州唯一的淡水源，所以他上任马上就开始整治西湖，动员人力物力割水草、挖污泥。那么，割下来这么多废物堆到哪里去？当时西湖有一条堤岸，是东西方向的，唐代传下来的，叫做白堤，南北方向没有堤。苏东坡整治西湖，弄了这么多草根、瘀泥出来没有地方堆，他就想不如在西湖里再修一条南北方向的堤，所以就用废物在那里修堤。这条长堤修的时候，为了让湖水流动，堤上有6座桥，桥下有孔，污水可以流动，上面再种上树。后来他离开以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称为“苏公堤”，现在简称“苏堤”。

苏东坡第二次在杭州任期两年半又被调回朝廷去了，临走之前他又想，他想我现在暂时把西湖整治好了，湖水清澈，但是这个水草还会长，气候条件没有变。假如过两年水草又长起来，瘀泥又堆积起来了怎么办，他要想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

他向当地人请教以后就找到了一个办法，原来浙江的农民喜欢种菱角，种菱角的人下种以前一定要先锄草，因为不锄草的话野草长得太快，菱角收不到。所以，他就定了一个地方法规，制成碑竖在杭州的官府里面，就是每年用很低的租金把沿岸的湖面出租给农民种菱角。农民要种菱角了，自己就要锄草，每年锄一次草，杂草就长不起来了。他又担心万一农民种菱角觉得收成不错，逐步的扩大种植面，一直种出去，最后种到湖心里面，菱角把整个水面都盖住了，怎么办？他就规定只许沿岸的水面可以种，靠湖心的地方不许种。问题是水面上怎么标界限，他就请人用石头做了一些宝塔竖在那里，两个宝塔之间的连线，靠岸的这边可以种，靠湖心的这边不许种。时隔900多年以后，还有3个小宝塔还留在西湖里面，朋友们去过的都看到——三潭映月，那个小宝塔干什么用的？当时标界限。所以，苏东坡对杭州西湖他真是用心用力，把西湖整治好。

杭州西湖现在是世界文明的游览景点，我一直想，假如杭州的旅游部门要想为西湖写一首旅游广告词的话，他不用写，他到苏东坡的诗词中去找一首就行了，苏东坡有一首七言绝句写西湖的：“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是苏东坡对西湖的贡献不是写了这么优美的广告词，而在于西湖有今天这样的面貌，这是跟苏东坡分不开的，苏堤是他建的，西湖的湖水这么清澈，是他造成的。所以，苏东坡做地方官，他的政绩，他是为地方上做长远考虑。

苏东坡是一个天才人物。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他家乡附近有座山叫做彭老山，北宋有这样的传说，说他诞生的那一天夜晚，彭老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全部枯死。为什么他生下来彭老山上的草木会枯死？古人相信一个特别灵秀的人物，天地山川的灵气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生下来，山川的灵气被他吸取了，所以，草木枯死。66年以后苏东坡在江苏常州去世，北宋又有传说，他过世那天彭老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全部返青了，他的灵气又还给山川大地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肯定是天才。

他很多古文诗词、写作、写法都是天才，他评论也是天才。我们这些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我们在大学里面曾经要想写一篇论文，想研究一个观点出来，苏东坡这方面太了不起了。唐代的诗人王维，又是山水画家，是谁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东坡说的，苏东坡说了这8个字以后，大家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一个结论就出来了，所以他特别了不起。当时他的朋友黄山谷对年轻人说，苏东坡天下闻名，年轻人写的作品都想送给他看看，希望他提点意见，肯定一下，或者批评一下。黄山谷说你们写的作品去送给苏东坡看，不要有心理障碍，你们只管给他看就好了，他看得很快，不会耽误多少时间。黄山谷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你一个作品拿到苏东坡那里，他拿起来不要看，他用鼻子一嗅就知道好坏了，就知道你写得怎么样了”，他太敏锐了，这个判断太准确了。

那么，问题是天才需不需要勤奋？当然需要。苏东坡的成功一半是天才，还有一半是勤奋，他有过人的勤奋。他晚年对他的弟子王古说过，他说我年轻时开始读书，古人读书是读经典，他说我每读一部经典，一定从头抄到尾。他到了黄州以后，有人去看他，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已经闻名天下了，有人去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抄《汉书》，他自己说是第三遍抄《汉书》了，全文抄。他第一遍用楷书抄，第二遍用行书抄，一边抄还一边练字，他下过苦功夫。苏东坡一生都在学习，一生都在思考，所以他的创造性也是贯彻终身的。而且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个智者，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他的兴趣，他关注的对象，实际上是遍布其他学科的，可以说是理工他都关注。

江苏徐州有一个大学叫做中国矿业大学，全国研究煤矿最好的大学，煤矿方面的第一学科都在那里，重点学科都在那里。中国矿业大学前年成立了一个苏轼文化研究中心，请我去当他们的兼职教授。我说你们矿业大学怎么有苏轼文化研究中心？他说你不知道，苏轼这个人是中国采煤事业的先驱，他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发现了徐州的煤矿，徐州煤矿从那时候开始被发现了。

他跟广州也有一点关系，苏东坡59岁那年贬到广东惠州，到惠州之前他路过广州，广州当时的地方长官（知州市长）叫做王古，王敏仲，他跟王古以前认识，呆了几天就到惠州去了。苏东坡的文集中，苏轼文集第56卷中间有18封信是他写给王敏仲的信，这18封信中第11封和第15封，这两封信的内容就是向王古建议在广州安装自来水，广州自来水的最早设计者就是苏东坡，原文都在《苏轼文集》中，大家可以去看，第56卷与王敏仲第11封和第15封。

他的内容说广州的老百姓都喝珠江水，珠江水因为南海战潮的时候被倒灌，这个水又苦又咸，水质不好。他说老百姓喝这个水太差，你应该把城外的泉水引进来，城外不到20里的地方的半山腰有一个流量很大的泉水都淌掉了，没有用，他说你应该用大的毛竹管打通以后，一根一根的接起来，从那里把泉水引到广州城里来给老百姓喝，做饮用水，这就是现在的自来水。用毛竹管接起来饮水，这个技术不是苏东坡发明的，我们在杜甫的诗里就读到了，至少在唐代杜甫在奎州已经看到了，当地老百姓就把山里的泉水引到山脚下来。问题是苏东坡在这两封信里面提供了具体技术方面的细节，他说毛竹管一根根的接起来，我们可以想象，把前一根细的抛光，跟后面一根粗的里面抛光再插进去，插紧，不管你插得怎么紧，它接缝的地方一定会有渗漏。那么，20里，10几里路一路渗漏下来，漏到广州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要解决渗漏问题。苏东坡指点王古怎么解决渗透问题，他说在前面细的这一头先缠上一层麻丝，再在麻丝上涂层漆，然后再插进去。我到了南大读研究生又看到了900多年前东坡文集中这个技术已经写在里面了，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发明不仅仅是诗词古文，工科方面的都有，什么方面的都有，他始终在思考。

第二封信他告诉王古，说泉水饮过来时间长了总会有沙泥，会堵塞掉。那么，你怎么查在什么地方堵塞了，他说在每一根毛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小的小眼子，那个眼子用竹钉把它插住，到时候拔掉这个眼子看看，就可以断定在什么地方堵的，换哪根竹，技术方面都想得很细。所以，这个人是一辈子都在思考，都在学习，真正的叫活到老学到老，他那时候已经60岁了。所以，苏东坡作为一个天才他是勤奋，在天才的技术上加上勤奋才成就了后来的东坡。

苏东坡是一代名人。这是肯定的，他不光是千古名人，他在当时就是名人，他很早就有名了。他考上进士以后，20多岁，他在考场上写的那篇作文是后来选到《古文观止》的文章。所以，他一下子就闻名了，他的诗，他的古文，他的书法，一下子都非常有名，真正的大名人。

苏东坡虽然有那么大的名声，他始终平易近人。苏东坡自己说过，说我这个人交朋友是不讲对方的身份，他说上可以交玉皇大帝，下可以交卑田院乞儿，卑田院就是宋代的乞丐收容所，跟乞丐都能交朋友。他三下九流都能相交，他不歧视身份比他低的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苏东坡是大书法家，他的字大家都很喜欢，朝廷里的文官几乎每人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后来扩大到武官。说一个小故事。当时朝廷有一个武将叫做姚麟，因为宋朝的文官和武官不在一起办公，武官和文官不太交往，这个武将喜欢苏东坡的字，但是跟他没交往，得不到。结果有一个文官叫韩宗儒，就专门到苏东坡那里去要字，哪怕一个便条，哪怕随便写一封短信都拿去送给姚麟。姚麟每拿到一张东坡的字就还赠10斤羊肉给韩宗儒，答谢你给我搞来了一张东坡的字。时间久了，这个事被黄庭坚知道了，黄庭坚是他的朋友，黄庭坚就对苏东坡说晋朝的王羲之，人家都传说他以书法换白鹅，他的书法叫做换鹅书，说你现在的书法是换羊书，有人用你的书法换羊肉吃。东坡听了哈哈一笑，也不当一回事。过了几天他正在办公，突然韩宗儒派人来送信，也没什么内容，简单的一张条子，无非是说今天天气怎么样，苏东坡看了说知道了，放到这里。过了半天看给他送信的人还没有走，东坡说你还怎么没有走，那个人说你还没有给我们家老爷回信，苏东坡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本官今天不宰羊，你不能换羊肉吃了，我今天不给你写了。

话虽然这么说，他的书法还是很随意的送给人们，不光是官员，还送给平民，这个特别了不起。黄庭坚有一次告诉一个人，说你不是想得到东坡的书法吗，你不是没有办法跟他结交吗，他说我教你一个好办法，明天苏东坡要到城外的一个寺庙去游玩，你到那里去准备。第二天上午苏东坡果然去了，走到寺庙门口一看，那里居然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还铺了几张宣纸，旁边有印台，墨也磨好了，还有笔放在那里，东坡一看没有人，这么好的纸，还有墨，拿起来写写看。写好了以后这个人就出来了，这是他的纸，这个书法当然就归他了，随随便便就得到了他的书法。

我讲一个更感动人的例子，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古代的地方长官很辛苦，因为古代的官员少。苏东坡做知州他什么都要管，古代的知州连司法他都要管。

苏东坡有一天在杭州的州府衙门审案子，那天有民事案件来了，一个被告一个原告进来了，原告说被告去年冬天向我借了20贯钱，说好今年夏天还，时间到了他不还，请老爷做主。东坡就问被告，你怎么借人家的钱到期了不还？被告说我不是不想还，我还不出来，因为我家里是做扇子卖的，宋代有两种扇子，一种叫团扇，还有一种是我们现在用的折扇，可以打开的。折扇是朝鲜人发明的，当时叫做高丽扇。这个人是做团扇卖的，他去年借了20贯钱做本钱，买竹子，买卷做扇子。准备今年夏天卖了扇子以后赚了钱再还上。他说没想到杭州今年夏天气候阴冷，那年正好不热，天气不热扇子就卖不动，人家不需要扇子，结果他的本钱就回笼不了。所以他还不出来，实在没办法。

苏东坡就很为难，按法律你当然该还，你说好了半年以后还钱。讲人情，他还不出来。古代的州衙门、县衙门，凡是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衙门的大门是不能关上的，大门一定打开，老百姓可以在外面旁听，表示司法公正，你不能关起门来审案子。所以，苏东坡在审案子大门打开，很多人在外面看，天下的大诗人、大书法家在审案子，大家都在外面听，看他怎么审。

苏东坡就为难了，原告、被告在那里没法解决，他想了想，就对被告说，你是不是家里积压了很多白色的团扇卖不动？被告说是，我卖不动，资金不能回笼。苏东坡说你现在就回家去拿20把扇子来，我帮你卖。那个人就奔回去，过了一会抱了20把白的扇子来，苏东坡把它铺在桌子上，拿起笔来，他是大诗人、大书法家、大画家，他下笔如风雨，哗啦哗啦，又写又画，过了一会20把扇子上都有他的真迹，外面的人都亲眼看到苏东坡在那里写，这肯定是真迹。写完画完以后他就把20把扇子交给被告，你现在拿到外面去卖，每一把卖一贯多钱，少了不要卖，结果一拿过去就抢购一空。他就帮老百姓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说一个天下第一的书法家，一市之长，杭州的地方长官，这个被告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穷人，他就帮他把20把扇子写画，让他去卖了还债。这是什么态度？平易近人，他是大名人，但是他跟我们普通人之间没有距离。我读古人的作品，我觉得苏东坡是最可亲近的人，他跟我们没有距离，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上面说的四点，可能都有一个身份的认定，这四点上苏东坡的身份都有特殊性。第一点，政治家、朝廷的军官。第二，地方长官。第三，他是一个天才。第四，他是一个大名人。这四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在座的好多朋友也许关系也不大，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也没有进政治局，我们也没机会高风亮节，我们也不是地方长官，我也不是名人，怎么办？下面两点跟我们普通人都有关系。

苏东坡一生中间坎坷非常多，很长时间处在逆境中。那么，在坎坷的处境下，你怎么能够淡定的生活下去，苏东坡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苏东坡德才兼备，是个好人，他肯定是个好人。现在社会上有一句话说“好人一生平安”，在很多情况下，好人反而不平安，好人反而比坏人更不平安，苏东坡就是这样。苏东坡一生不停的受到别人的妒嫉，因为他才高，很多人妒嫉他，然后诽谤他，陷害他，乃至打击他。所以，他一生是坎坷不断。

他晚年离开海南岛的儋州以后回到中原去，第二年66岁那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前2个月的时候，那年的5月份走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的和尚拿出一幅他的肖像画，画的就是东坡，给他看，说这是你的画像，你现在自己来了，请你在上面题首诗，他在上面题了一首六言诗，所谓六言诗就是每句话六个字，这首六言诗四句，后面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问你这个人平生有什么功业，有什么贡献，他自己回答，我这个人一辈子到了三个地方，黄州、惠州、儋州，三个都是他流放的地方，就是我一辈子就被流放了三次，到了三个地方，就做了这些事。这句话当然是自嘲，自己嘲弄自己，我够倒霉的，一生的贡献就流放了三次。但是翻过来说，这两句话确实说得很对，黄州、惠州、儋州虽然是苏东坡一生中间的三个逆境，他三次被打击，处于坎坷的时候，但是他的人生在这三个阶段发出光芒来了，他把逆境变成了顺境，他在逆境中有所贡献，这就特别了不起，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走过来的。

他44岁那年一下子被朝廷逮捕，然后被关到大牢，关到牢里以后罪名非常重，因为有诽谤皇帝的罪名，这个在当时是大逆不道。所以，形势就非常险恶，苏东坡关进大牢的第一天，御史审问他，首先不问你写了什么文章，你说了什么话，首先不问这些。首先问他你家里祖上古代有没有丹书铁卷？什么叫做丹书铁券？读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水浒梁山108将，中间有一个好汉家里有，小旋风柴进家里有丹书铁券。丹书铁券就是封建时代，从汉朝就有这个制度，现在我们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了一个明代的实物放在那里，丹书铁券就是封建时代朝廷赏给功臣的一个法律文书，就是你这个人是开国功臣，你救过皇帝的命，朝廷赏给你一个法律证书，证明你是这样的人。有了这份证书，有了丹书铁券，子孙后代犯死罪减一等，可以不杀。那么，这个御史第一个问题就问他家里有没有，苏东坡家里有丹书铁券吗？当然没有，他出生农家，他的祖父叫苏序，苏序这个人是亲自耕地，他家里田比较多，他是富农，他又种地，他没有做过官。他的父亲因为古文写得好，唐宋八大家之一，到50多岁才做了一个九品官，他和他弟弟两个人完全是靠科举制度才进入仕途，科举考中了才进入仕途。

唐宋时代的科举制度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社会制度，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没有前途，你能不能被国家选拔出来，唯一的因素，不是看你家里有没有钱，而是看你有没有才华，你能不能通过考试这个关，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后来欧洲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的雏形，苏东坡是这样出来的。其实这些审问他的御史明明知道他的经历，知道他家里没有丹书铁卷。知道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原来问一个囚犯家里有没有丹书铁券，这是宋代规定的，审问死刑犯的必经程序，就是估计这个犯人要判死刑的，先要问清楚他家里有没有丹书铁券，因为有了丹书铁券死刑可以减一等，可以不杀，你先要问清楚这一点。所以御史们问他这个问题，就说明他们内定要判他死刑，把他往死刑上引，最后把他杀掉，所以很险恶。当然，后来由于各方的救援，虽然有人陷害他，有人攻击他，也有很多人说话，这里我们必须要帮王安石说句话。王安石这时候不当宰相，新当领袖，是他队里面的领袖，但是王安石已经退居南京了，住在紫金山下。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亲自上书宋神宗皇帝，说苏轼这个人虽然是我们的对立面，但是是国家的人才，绝对不能杀，一定要保留下来。宋神宗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曹太后）也亲自出面帮他求情，最后总算在各方援救之下没有杀他，赦免了，但是贬到黄州去。

在苏东坡45岁那年的年初一，汴京城里鞭炮连天，过年的时候，苏东坡在两个差役的押解下到黄州去流放。这一下子对他来说是生命中间一个巨大的落差，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前面年纪轻轻就考上了进士，后来又考上了制科做了官，也还算一帆风顺，春风得意。一下子人到中年变成了囚犯，变成了罪犯，流放了，心理要有承受能力才能扛得住，否则是扛不住的。

苏东坡就这样到黄州去了，苏东坡到了黄州以后，他不单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打击，处境非常险恶，而且他在经济上也一下陷入了困境。因为北宋的制度，凡是被流放以后，作为犯官以后，你就没有原来的薪水可拿，工资就没有了，朝廷发给你一份非常微薄的生活费，很少。苏东坡家里人口众多，他家里有20多口人，连他的奶妈那时候都跟着他，两个大儿子已经成家，已经有孙儿辈了，家里还有书童、丫鬟。所以，全家人靠那一点点政府发的生活费就不够。所以，苏东坡到黄州的第二年就必须开荒种地，他不开荒种地就没法养家糊口。他怎么会起号叫东坡？就是因为当年黄州的官府把黄州城东边山坡上的一块荒地借给他种，那块荒地面积比较大，有50亩，但是原来是驻军队的营房，军队开走了荒在那里，房子拆掉了，片地瓦砾堆，苏东坡开荒就是捡瓦片、砖块，捡走了以后才能种地。因为这个地方在东偏的山坡上，那个地名就叫东坡，东坡在那里开了荒，又盖了几间房子，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东坡居士。假如当年黄州官府借给他种的荒地在黄州城西边的山坡上，我们今天的题目都要变，就变成苏西坡了，他偶然就在那里开荒。

这块荒地面积不小，有50亩，但是它原来是荒地，不是农田，所以种的效果就不好，第一季种大麦，收成还好，收了一些大麦。第二年种水稻，收成很不好，一个是地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苏东坡这个人也不太会种地，他出生农家，从小读书，后来就做官，没种过地，所以第二年水稻就种得不好，50亩地打下来的稻子不够全家人吃。

我是东坡的异代粉丝，我特别崇拜他，所以，我读东坡读到他在黄州开荒种地这些诗、词、文章的时候，我就很心酸，我就很遗憾，我缺乏一种穿越的本领，我有穿越的本领我就穿越到北宋去。为什么我要穿越到北宋去？我的经历是这样子，我从19岁到29岁，我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学我人生的第一专业，我的人生专业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栽培，我全在种水稻，我插队一直插到1977年底高考，78年进大学，这已经距离我高中毕业12年以后，我是老牌知青，当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我种水稻是一把手，从插秧到割稻，全部都很内行。我们种地的地方长江下游和东坡在的黄州是一个纬度上，水稻栽培技术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很遗憾，假如我能穿越到北宋，我一定当志愿者，奔赴黄州去帮东坡种水稻。由于他没有得到我这个志愿者的帮助，所以东坡的水稻就种得不好。种得不好，他打得粮食不够全家吃。所以，就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第二年的三月初七，有朋友劝苏东坡，说你眼看要在黄州长期生活下去，朝廷不会召你回去，那你必须要解决生活问题，而靠这几块荒地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去买一块好点的地。而且朋友还帮他打听到，有一个叫沙湖的地方，离那里不远，那个地方有一块稻田要出售，主人要卖，他说你去把那块稻田买下来，以后到那里种稻谷是可以打比较多的粮食。东坡觉得不错，他就决定要去。三月初七那天，苏东坡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看那块地，想商量去买那块地。此行没有买成地，但是产生了一首词，这首词的标题叫做《定风波》，这首词前面有一个小序，写得很清楚。

那天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临出门的时候看看天，阴沉，也许会下雨，但是还没有下。苏东坡也做好准备，他家里有个书童，他就叫书童带着雨具，宋朝的雨具有雨伞和蓑衣，带着雨伞和蓑衣到半路上去等候。他跟两个朋友在后面走，他的想法是走到半路突然下雨了有人接应一下。没想到他们刚出门不久，还没有走到接应的地方，突然刮风下雨了，大家都没有雨具，一下子淋得落汤鸡，两个朋友淋潮以后很狼狈，狼狈不堪。苏东坡虽然也淋潮，但是他不狼狈。他依然淡定、从容不迫的慢慢的往前走，一边走他一边嘴里在吟诗。下午回来以后他就写了《定风波》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从表面上看就是写那年三月初七苏东坡一次在途中遇雨的经历，但实际上仅仅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实际上是写人在一种风雨人生中间应该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只要你淡然，只要你从容，只要你坚持，任何风雨都可以过去。苏东坡就是带着这种心情从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流放地走过来，他在三个流放里可不是一般的过日子，他在那里确实生活下来了，而且他还有所贡献，把人生的低谷变成了人生的高峰。黄州时期是苏东坡的书法艺术大有长进的时期，黄州时期也是苏东坡的词突飞猛进的时期，他以前词写得比较少，在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系列的词都写出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海南岛的儋州他写了三本诗词著作，研究易经的，研究论语的和研究尚书的三本学术著作。他后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广西碰到风雨，他抱着一个包袱，里面有三个书稿，他摸着这个包袱说，有了这三本稿子一生没有白过，在海南岛也有贡献，他一直有贡献。所以，苏东坡这个人在逆境中是很好的走过来了。我们稍微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后人往往在谈到苏东坡在逆境中的表现的时候，片面的把他归结为他性格中间的一个因素，他性格中间有一种旷达的因素。什么叫做旷达？旷达的基本意思就是看得破、想得开，什么事情不当它太严重，看破一些，退后一步天地宽，有这种精神。苏东坡旷达吗？他确实旷达，但是仅仅有旷达够吗？不够。仅仅有旷达，他在黄州、惠州、儋州是支撑不下来的，特别是第一次打击，这个打击太严重了，前面一路是春风得意，一下子人生跌入低谷，变成了一个流放犯人，这个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我们在苏东坡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苏东坡到了黄州以后，一开始内心也感到苦闷，感到孤独，感到委屈。他说我很好，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向朝廷提意见，这是出于公心，为什么受到这样的打击，他有这种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是一直很愉快，他也有郁闷的时候，《后赤壁赋》里有8个字，那时候是寒冬腊月的夜里面，跟两个朋友到赤壁山下去，两个朋友留在船上，他一个人爬到山头上去。他上去以后，冬天的夜景有什么看的，四顾看看，无非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片箫条的冬景。此时此刻，站在赤壁赋风头上的东坡心情不好，《后赤壁赋》里说得很清楚，叫做“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四周静悄悄，有一种悲凉感、孤独感，肃然而恐，内心还有一种恐惧感，因为朝廷还在搜集他的罪证，还在攻击他，他感觉也不好。但是他挺过来了，他挺过来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旷达，是坚韧，对人生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他有一封信写给朋友，朋友写信安慰他，说你倒霉，碰到了这样的冤狱，现在贬到黄州，说了一大通安慰他。苏东坡就回信说，你干吗要这么悲悲切切地来安慰我，说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对自己的道德是充满自信心的，认定自己在政治上的见解是正义的，是对的，为国家出力，为国家提意见，这是对的。所以，本来是铁石心肠，内心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尽管遭遇不幸了，受到坎坷了，遭到打击了，这个信念是不变的。所以，苏东坡首先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对他的人生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然后再辅之于旷达，看开一点，不要看得太严重，结果他就造成了一种无往而不胜的精神状态。

苏东坡晚年被贬到惠州，又接着被贬到儋州的时候，朝廷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他原来的一个老朋友，那人一心把他置于死地，因为北宋时候海南岛是鬼门关，中原去的人十去九不回，他62岁才去的，就希望他死在那里。没想到3年以后65岁的苏东坡又回来了，他就不死。苏东坡这个人你可以摧残他肉体上的健康，你没法从精神上打垮他，他精神上坚定、旷达，他能够对付下来。

所以，东坡在逆境中的表现，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人，对我们普普通通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苏东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非常亲切的榜样。他一步步走过来，他写诗写词，他的心态都比较乐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启发意义，这是我今天讲的苏东坡现代意义中间最重要的一点。

苏东坡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善于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很简朴的，乃至有点艰苦的物质生活中间发现幸福感，发现美感，发现诗意，这就是一个过人的本领，非常了不起。

苏东坡是经过荣华富贵的人，他有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经历，经历不长，他在朝廷里，特别是高太后执政的时候，他在朝廷里当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是中央的秘书长，还有就是教小皇帝读书，政治局讲课的人物，所以他那时候非常荣耀，一帆风顺，过得很好，锦衣玉食。

时隔不久他被贬到海南岛去了，贬到海南岛以后，他在海南岛的田野里面，有一天他背着一个大挑在田野里一边走一边唱歌，碰到当地的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对他说，“苏内翰，你当年荣华富贵，现在像一场春梦”。苏东坡说你说得很对，很好，给这个老太太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春梦婆”，写到他的诗里面去了。很多人说高太后对苏东坡有知遇之恩，高太后欣赏他，我觉得最了解苏东坡的不是高太后，是春梦婆，春梦婆最了解苏东坡。苏东坡曾经经过锦衣玉食、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真正欣赏、真正热爱的是普通的、简朴的生活，他对这个生活他觉得更有味道，更有诗意。我们看看他在生活中的一些具体表现。

苏东坡对于生活的各个内容他都是兴致勃勃的，都有滋有味的过着。比如说他的饮食，刚才说过东坡肉，大家都知道。其实东坡发明的不仅仅是东坡肉，《苏东坡文集》里面还有“东坡鱼羹”“东坡菜羹”，鱼就是普普通通的鲫鱼、鲤鱼，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他所欣赏的东西，物质原料不是特别珍贵的，他为什么发明东坡肉？他到了黄州以后，发现黄州的猪肉特别便宜，黄州的猪肉便宜得不得了，他天天买点来做，就发明了东坡肉。所以，他对普通生活都感到好的。当然，他也能欣赏一些比较特殊的滋味。

广东的荔枝苏东坡最喜欢，他一到岭南就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相信这可能有点夸张，一天300颗荔枝会不会上火，我不知道。他说每天吃300颗荔枝，长期住在岭南也高兴，他很欣赏，他认为荔枝是果中极品。他是四川人，他后来到江苏生活，有段时间在江南，江南有种鱼叫做河豚鱼，河豚鱼四川没有，长江下游才有。河豚鱼在北宋时期有点毒，在北宋吃河豚鱼有点危险，现在还有点危险，在北宋的时候更危险。他的好朋友李禅是江南人，李禅从来不吃河豚鱼，李禅对苏东坡说，“忠臣孝子不能吃河豚鱼”。为什么？你吃死掉了就做不成忠臣，做不成孝子，要保命，你不要吃。苏东坡说河豚鱼这么好吃，味道真鲜美。这就发生了下面一件事情。

苏东坡从黄州出来以后有几个月住在长洲，长洲有户人家开小饭馆，做河豚鱼做得很好，听说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住在城里面，而且知道他喜欢吃河豚鱼，就专门去请苏东坡到他家来品尝他家的河豚鱼，苏东坡就欣然前往。封建时代人跟人比有点不平等，这家人是市井人家，开小饭馆的。苏东坡到了以后坐下来先享用一盘河豚鱼，主人站在旁边陪着，主人不好坐下来，因为他是市井小民，站在旁边陪着。厅堂后面一个屏风，屏风后面躲着一大群人，这家人全都躲在后面，也不敢出来见，为什么躲在后面？他们想听，他家的河豚鱼做得不错，听这个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来吃，有没有说好吃。没想到苏东坡坐下来以后，拿起筷子闷头大吃，一言不发，屏风后面的人想他怎么光吃不说，过了一会，苏东坡一个人把一盘河豚全吃完了，把筷子放下，说了4个字“也值一死”，死了也值，太好吃了，中毒了也不紧。

他是不是专门吃好东西？当然，他到了惠州，惠州当时很偏僻，地方也很小。惠州城一天杀一头羊，没有第二头羊，这头羊好的部位，羊腿那些都被官员、富商买去了，苏东坡一个流放的犯官，等到他去买了剩下是个骨架，买点骨头回去。苏东坡专门写了封信给他弟弟，这些话都在他的文集中有，我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他文集中有，他向他的弟弟推荐，羊的肉已经卖掉了，一个骨架上骨缝里面还有点残肉，他说你把残肉切下来，然后粘上盐，稍微烤一烤，烤焦以后再吃，像螃蟹一样好吃，美味得不得了，他能欣赏这个东西。

他到了海南岛更加穷苦，海南岛当时很落后，他在海南岛经常没有大米吃，他的小儿子苏过跟他去了，用当地的芋头做了一个羹，他觉得天下绝味，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它。他在海南岛第一次吃到蚝，蚝当然现在算好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古代的中原人不能接受，韩愈贬官到广州专门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做《南食》，南方的食品，他里面把广东的好东西全部糟得一塌糊涂，说人家送来的蚝，送来的蛇太可怕了，这个怎么能吃，把蛇都放掉了，太恐怖了，他一个都不敢吃。苏东坡不是这样，苏东坡到了海南岛第一次尝到蚝，他说这个味道太美了，专门写了一篇短文说这个蚝怎么好吃。他小儿子陪着他，他说苏过，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说出去了，你把蚝怎么好吃说出去了，京城里这些人听到了以后，一个个都要像我一样的表现，希望朝廷把他贬到海南岛来，分我的美味，你不要说，我们两个人吃。他对地方上原来从来没有碰到的东西他都能接受，因为他全方位的接受了生活。

所以，苏东坡这个人是最懂得生活的人，他欣赏风景，杭州的西湖，天下美景，他当然写了很多诗词。他到山东密州做官，密州是现在山东的诸城，那里有什么风景，小的丘陵，他在文章中、诗词中也把它写得很美好，他有一种审美的胸怀去拥抱它。

我猜想大家读苏东坡的书比较关注的可能是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这是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的时候用英语写的。林语堂他是作家，跟我们学者写的书不一样，作家好想象、虚构，所以，这本书里面的细节是不准确的，里面有很多是瞎编出来的。但是这本书很值得一提，当年林语堂是用英文写的，英文版本的书名叫《Thy Gay Genius》，这个词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意思，我们不提。在40年代的时候没有不好的意思，40年代的时候Gay就是愉快的意思，Gen也是，就是愉快的意思，Genius这是一种法语移植到英语中间的词，它的意思就是天才。所以，林语堂这本书它原来的标题如果准确的翻译过来就是“一位愉快的天才”，我觉得这个标题用得好。苏东坡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位愉快的天才，他生平受了那么多的坎坷，可以说受了那么多的折磨，阅尽沧桑，但是他给我们后人留下来的精神面貌，我们读了他的作品，哪怕是读了他的书法，一种感觉是愉快的，他对生活始终以一种愉快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也非常有启发意义。

苏东坡往矣，他距离我们已经900多年了，他已经远去了。但是这个人，就像他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那些名句一样，都有他的旗帜一样，他的精神，他的人生态度是永久留在我们神州大地上，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能接受的一份非常好的精神遗产。说实话，我也敬佩屈原，也敬佩杜甫，但是总觉得有那么一点沉重，学他们的时候有一点沉重，学苏东坡不沉重，你可以愉快的、潇洒的去接近他，因为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来源|程门问学，本文为莫砺锋先生的一次演讲实录，有删改